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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死者在大地的怀抱中安眠,熄灭的感情该深深埋葬在心田,心儿珍藏的纪念也有它的骨灰,别用手去触摸那些神圣的遗骸……

  ——题记

  父亲嗜酒,达到近乎病态的痴迷程度,差不多每隔一个时辰他就去亲近那种散发浓烈粗砺酒精味的液体。在自己家,或者村中的小卖部里,他干枯的右手习惯性地五指环握着那个小碗,颤巍巍地(他的小脑有病变的缘故)移到嘴边,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一饮而尽。这种快速地高频率地喝(吞)酒法,惟独他有,好象他喝的酒是偷窃或是施舍的。

  那时家中生活拮据,无钱买好酒喝,自家酿的米酒又很快会被他喝“干”,许多用劣质酒精勾兑的黄酒、白酒(只是所加的色料有别)就肆无忌惮地进入了他的身体。酒——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坏的词,但每见父亲带着一身酒气,软绵绵地半瘫在椅子或是床上时,我就将一种莫名的憎恨加到了它的头上,毒蘑菇般的魔液,那么残忍地一层一层地剥蚀着他的胃、他的血管、他的肝脏,恶作剧似地一天天地错拨了他的神经,扰乱了一个原本过着安稳小日子的农民家庭。他还有一嗜好——抽烟,平均每天要吸两包多的香烟,干活的时候抽,喝酒的时候抽,坐在田埂歇息的时候抽,躺在床上想心事、发呆时还是抽。“经济”、“五一”、“雄师”、“大红鹰”等等,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价格低廉的烟卷无一不被他轮流地过足了“瘾”。我无意于指责“癖好”必定会给一个人带来的危害。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这个人的个性,本该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父亲是我的至爱的人,对于自己最亲爱的人烟酒嗜好,我却无法保持这种理智的判断,多次为此委婉地劝诫,最后甚至用了不是一个儿子所应具有的语气责问父亲。但对于他人来说,至多从局外人的立场无关痛痒地发表一下模棱两可的看法。

  当酒魔在暗地“腐蚀”和烟气无声熏染的两重作用下,本来身体强健的父亲日渐衰弱下去。是的,父亲壮年时过人的膂力在乡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有一次,大伙为了称称他究竟有多大蛮力,就取来一根粗大的长木棍,每端挂上相等的成年人,并逐渐增加。父亲用这根棍子挑起了两个人,四个人,六个人,直到每头各挂上四个人,他其实不算很宽大的右肩膀整整挑起八个大人,他积着厚厚黄色脚茧的脚掌踉跄着地,在泥地上走了一步、两步……此等好的力气,顿时赢得了工友们的阵阵掌声。

  挑担对于有一身好力气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很拿手和引以为豪的活儿。我想,父亲年轻时去当矿工(后来成了某国有矿厂的正式工人,接着又随着工人下放的潮流回到家乡做农民)可能与此有关。早年他曾在江西、福建等山区开山放炮挑石头。而在开采矿石的诸工种中,打榔头的活儿又是他最为擅长的。父亲站着,站在半山腰遍布白垭垭石块的矿石场上,沉沉的铁榔头上安着两条极有弹性长竹片的手柄,握在他的钳子般粗砺的手中,如同一匹烈马被一个优秀的骑手指挥着,显得那么乖巧且充满灵气。锤子在空中沿着一条下滑的优美弧线准确无误地落在半插入岩石中的炮钎上,以至那个蹲在石坑握钎子的助手连眼睛都不会眨巴一下。“铛、铛……”一声声悦耳的脆响,给寂静的大山敲出了生活固有的节奏。

  父亲的身体是越发衰弱下去了。头发生长得像本地长势不好的枯黄席草,五成白发刺眼地夹杂其中,清瘦淡黄的脸庞上,皱纹被犁得更深了……我不认为他这么快地衰老是由年月造成的,至少不完全是。这种其实是掺杂了亲子之情的论断,使父亲几乎一天一个样地衰老时速让我的心感到一种针刺的芒痛。我的原本这么健壮的父亲,如果祛除那些不良的嗜好,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矿工和农民,更会是一位善良、幽默、仁慈的好父亲。

  搜寻我儿时的记忆,时常闪现出父亲带着我一起在夏季的傍晚去捉螺蛳的鲜活场景。孩提的时候,由于家贫,我们极少吃得上肉,故在我的印象中,“肉”总是更跟食物中的丰盛联系在一起的。螺蛳人人都可去捉(不用花钱),因而它比肉更具有大自然馈赠的意义。“炒螺蛳”可算得上是我家餐桌上一道唯一的荤菜。村子东边的马珠塘上,塘堤上的乌桕树结满了青青的圆果。混浊的塘水里,小伙伴们正兴奋地在扑腾嬉戏,热闹得好似水中集市。而在四周弯成不规则的卵圆形曲线的塘塍上,“巡行”着一对孤单的父子俩——我手提着竹篮站着,一边还看着闹腾的塘面。父亲穿着一条青色的短裤,专注地握着叉兜(一种由竹竿和叉网做成的捉螺蛳工具)的长柄,稍稍用力地推着兜网,使它在塘底上缓缓滑行。过一会儿,父亲便把叉兜慢慢地拉回来,然后将网兜里夹杂着淤泥、碎石的内容物倒扣在塘塍上,我马上蹲下来仔细地挑拣里面并不多的螺蛳,间或可见到一两只小虾,作为对我额外的奖赏。一个时辰下来,我们多少会捉到一些螺蛳。“差不多了吗?洪!”父亲瞧了瞧我手中拎着的盛螺蛳的竹篮子说,“够明天中午吃一餐了。”然后,我们踏着斜阳拎着次日的美味,像两个胜利归营的士兵高兴地回到了家。为了让螺蛳把肚里的泥巴及排泄物及时吐掉,母亲和姐姐马上接过我们父子俩刚捉来的螺蛳,并把它们放到清水中清洗干净。哦,“螺蛳”这个名词,其实连缀了我们一家过往岁月中珍藏着的多少关乎亲情的片段。

  可是这样乐融融的日子并不是占很多。父亲嗜好烟酒的习惯,遭到了母亲、姐姐、儿媳和我甚至我的才三岁的幼女的一致反对和声讨。本来烟酒就从生理上恶意地贯穿了他的逐渐衰败的身体,拖着犹如颓墙般的病体,加之周围的自己亲人的整齐的呼讨声,只六十多岁的父亲简直陷入了一种无望地境地。他在精神上也慢慢地崩溃下来,好象是走到了四面楚歌的大江边。对生活不再抱有希望后,我观察到父亲到最后变得有点自暴自弃了:他的儿子都不信任他了,他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和最后的一丝光亮。在一个冬日的凌晨,他在剧烈的咳嗽声之后(正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药物根本压不住残破的肺),突然间被一口痰永远闭住了呼吸。父亲的手臂从床沿上挂了下来,眼白往上翻着,把胸腔最后的那口气往外吐着。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感觉到了一个儿子的为难,是那么地无能为力。其实,是我——他的那么粗心的儿子加快了父亲的离开。我有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

  有一次,某个邻村的长辈唐突地向我问起父亲的名字,我几乎是毫无防备地,像突然间被刀剑击中,一种痛楚立时从胸腔的某个缝隙流溢出,眼睛的波光因为沉思顿时凄戚暗淡下去。那时我不知该如何作答,我讲得那么语无伦次。自从父亲独自上路,去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地方后,他已转向了另一个时间维度,他的名字早已绝少被人提起(一个酒徒和“烟枪”又会有多少人在身后想念起)。他,一个再也不会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以及和别的什么人发生瓜葛的人,早就带着自己的烟卷、火柴、老酒和杯盏去了永不回转的世界了。或者说他在自己最亲爱的也是唯一的儿子的心隅已那般宁静、那般恬适地安眠了五年。现在要我提起他,这种回忆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伤痛的悲情折磨。

  父亲走在五年前的那个晚冬。那个冬季和其他季节都有所联系,因此要想从我的记忆里抹去父亲的影子,我也许应该忘掉所有的季节。也许只有我本人真正的死亡才能使我不再为他的死亡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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