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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炕，相信在北方生活的人都很熟悉。
炕，其实就是庄稼人用来歇息和睡觉的台子。它是用土打成墼子紧密衔接砌成的。炕肚后半部为实心，两侧分别有空洞连通着烟囱，取暖时，只要往炕肚放一把火，整个土炕瞬时便热乎朝天了。
在我的老家秦安，衡量一个庄稼人一生是否幸福的标准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娶个老婆生些孩子，再能有个踏踏实实歇息睡觉的热炕头就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和荣誉了
记得我小时候，恰是一穷二白的八十年代，就别提什么吃饱穿暖了，到处山秃秃，树秃秃的，连过冬填炕用的一点可怜柴禾也似乎无处可寻。
记忆中每年的初冬时节，刚刚忙完秋种后的父亲就着手准备一年的炕料了。每天清晨，当我们姐弟还在土炕酣睡时，父亲就早早地穿衣下炕了，他摸索着卷一支旱烟抽完，然后再胡乱地洗把脸，拿上扫帚铁锨，背起他那个用藤条编成的大背篼，“哐啷”一声大门开了，父亲铿锵有力的大脚踩着拂晓的霜冻出门扫填炕了……
当早自习放后，就能看见在我家门前的麦场上，有或多或少的炕料在微弱的阳光下晾晒着。炕囱中，柴禾闷燃出的烟味是那么香醇温馨。这时铲填炕回来的父亲，早已冻得面红耳赤，他会伸出僵硬的手，冰我们的脸蛋脚丫，吓得我们姐弟都争先恐后地躲开了……这时，父亲就乐了，笑得像一朵花，把手塞在我们的屁股底下暖暖，随后又开门，闭门。鼓捣起黑不溜秋的大推耙，又往炕眼里推不少的柴禾进去。
为了有足够御寒的炕料，父亲一天比一天起得早了。每晚，他都会就着煤油灯，往他皲裂如松树皮的手上抹上棒棒油，然后咬牙在煤油灯芯上烤，我知道，那是父亲日复一日趁着冻霜铲草皮震皲的手，年幼的我曾问过父亲，爸爸，手那样子疼吗？父亲笑呵呵地说，不疼，烤下睡一觉就长好了。
当接二连三的大雪覆盖山里山外时，大地到处都被冻得硬梆梆的。这时，我们躲在厚实的土坯房里，父亲用装过化肥的塑料纸把窗户包得严严实实，土炕烧得是火辣辣地热，就连可怜的酸菜缸，寒碜的酵母盆，还有圆鼓鼓的洋芋蛋也和我们一起上炕过冬了。虽说日子依旧在天天洋芋酸菜中过活着，而只要坐在土炕上，感觉总有股股热流从脚、屁股顿时温暖至周身。
隆冬的天是最寒冷的，而隆冬的炕却是最火热的。当我们欣喜地在土炕上挼完一棒棒玉米粒后，日盼夜盼的年终于在飘飘洒洒的雪花中姗姗迟来了。于是，母亲整天坐在炕上为我们纳着鞋底，缝补着过年的新衣。父亲哼着秦腔冒着严寒去镇上跟集盼年。
当温馨吉祥的香头在除夕罕有的肉香中灿灿而燃时，我们全家换好过年的新衣，盘腿坐在炕上守岁。聊天，吃肉，磕瓜子花生……这时，辛劳一年的父亲会为自己灌一瓶“陇南春”，趁着肉味，奢侈地喝那么几口，幸福瞬间溢满了土坯屋子，把整个土炕也薰得昏昏欲醉了。
想起我童年那段贫穷的光景来，似乎一切都是冷的，唯有心和炕是热的。
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后，物质渐渐丰润了，生活也慢慢好了许多，我们不仅可以吃饱穿暖，就连光席子的炕上，也铺上了时髦的羊毛毡和褥子。村里光阴好的“万元户”，早已买了电视还架起了专门取暖的洋炉子。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土炕依然是庄稼人一生的钟爱。
这时，农作物越来越多，用不完，只好用来填炕烧灰，然后运灰烬给地里上肥。于是，村里的土炕一年四季总是冒着烟，无论谁家来了人，先生（老家对赤脚医生的称呼），亲戚亦或是游门（串门）的街坊领居，只要是进了堂屋，招呼的第一句话必然就是上炕。上炕，炕必然就是热的，冷炕一般是不好意思招呼让人家上的。那与给坐冷板凳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是来人时间不多不上炕，也要伸出手摸摸炕有多热，然后把屁股往炕沿上放一放，显示对主人好意的心领。但凡是上了炕的，必然要笑呵呵地递上一支烟，再煮一盅罐罐茶，那待遇就和城里人待客吃饭唱歌属一条龙的热情招待了。
再后来，我渐渐长大，疯一样地辍学挤身城市，远离乡村父母朋友和日日夜夜伴我成长的土炕。二十年后，我的床铺很大，我却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睡过好觉。
故乡那眼方方正正的土炕，依旧踏踏实实地记录着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17年。那17年，是美好的，幸福的，也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