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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自传体+小说
简介：九岁时，我见证我的国家诞生。
十二岁时，我目睹我的家庭崩解。
老一辈的人们活脱脱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与契诃夫笔下人物再现，是犹太复国主义热情的支持者，却也不乏认命的幽默；中生代认同欧洲高尚文明，骨子里认定自己远比那些在鼓譟民族主义、血统净化，目光狭隘的欧洲人更有资格当欧洲人，对自身处境不时苦涩自嘲；新生代少了昔日欧洲文明幽灵的羁绊，扬弃旧时代“犹太人”苍白文弱的身影，追求新“以色列人”黝黑强壮的未来形象。这一切，构成一个漂泊千年民族悲喜剧错综复杂的前半生。
预计完成阅读耗时（纯阅读时间）：6h
书评：
这次写得很散，不干货，只有根据故事中几个点的联想阐发，非常个人而且非常长，见谅。
1.战争：奥兹是我见过写战争最诚恳的作家。大部分当代作家有没有经历过战争是一说，经历者有没有参战是一说，杀人者是否愿意承认又是一说（《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曾是德国党卫军，但直到获诺奖八年后，他才公布这一事实）。奥兹非常坦诚投入地叙写了他如何投入仇恨，如何把罪过归咎于阿拉伯人，如何急切地摆脱“苍白无用”的自己，如何在集会上放声大笑，如何面对领袖胆战心惊——在战争面前，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有意识地被裹挟的。很多作家对战争的写法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屠戮、恐怖，那么谁在参与？谁在投入？为什么领袖一句话可以使无数人赴死？奥兹敢把自己剖析至此，已经是内容上的不凡。
而且，他没有被任何一个通用的答案说服并且用这个答案去绑架读者，他没有简单地说战争就是罪恶或因为爱我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在最后写的序言中，他还在不断地诘问自己：我配成为建设者吗？战争的另一方面临着什么？兼备老人的冷静与孩子的真诚，这种叙写才是有意于唤起读者思考的叙写。
提一下电影对战争的表现：晾晒被单的农妇，砰，血染红，农妇抓了一下被单，倒下；向墙踢足球的男孩，接住，再踢出，砰，足球落回，碾在男孩的手背上。
再提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读到战争那一段时，学校正在人大代表选举——是他们求而不得的和平、民主，然后学委走到身边说不要投三号四号，也就是只有一二五。书里他们正握着爱人与敌人的血。朋友说：“这个世界真分裂啊。”最后我花了二十分钟查五个候选人的资料，在收票前选了一二四。唱票时我离开了，不知结果。
2.民族：我之前从近代战乱、历史悠久、罪责感这几方面看，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奥兹在访谈中说“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家。几千年来，你们的家有时繁荣有时破败，但无论如何你们有这么一个家。犹太民族不同，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自己的家，你们也许永远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滋味。”猝然一惊。欧洲是犹太人回不去的应许之地；而在巴勒斯坦，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其实是侵略者、外来者；甚至民族内部建设者歧视流亡者苍白无力，“是我们的耻辱”，流亡者对建设者的粗蛮狂热提心吊胆……整整一个民族无立锥之地，父母无法对孩子解释“我们是谁”，如果是人，死也就罢了，可是民族的文化、责任怎么办？
这甚至反而推动了犹太人拼命地学习、思考，因为只有知识不会被剥夺，如果再有战争，他们可以“迅速地卷起文凭，藏到衣服夹缝里，逃向允许犹太人生活的任何地方。”中国存在“死水微澜”，存在窝里斗，无非是因为有土地可苟安，不行就回去种田，然而犹太人从来就没有从土地获得馈赠的机会。
提一下犹太教。奇怪的，这本书里没有太多宗教色彩，尽管阿摩司上的是教会学校，但他实际上看到的人们只偶尔信一下犹太教，隐隐感觉到作者对这种现象的迷茫和无能为力。我认为是因为他接触的这群人有太高的文化水平，并且习惯了现世的思维方式，内心深处无法相信上帝有能力并且仍然在庇护他们，尽管他们仍然不违背上帝，但那更接近于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对祖先的尊重。
前阵子读《圣经》，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阅读体验，长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完全无法接受其中三观，我无法接受一个神动辄降罚于人。在我浅薄的华夏神话印象里，神（仅指上古三皇等神）是高高在上、万能却冷漠，博爱，不常帮助人却也鲜少施罚；希腊诸神则是凡人般的多情，但爱恨只及个人；我非常非常难信仰这样一个小则灭城大则灭世，既守不住自己的信众又不能有力地一发战服敌人的上帝，何况在我看到的篇章里，信仰上帝几乎只因为他能带来胜利带来庇佑，那和所谓的“功利性”有何不同？什么叫对上帝的乡愁？提出这些质疑的同时，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宽容，即使只是文字里的世界，也有我难以接受甚至于边看边皱眉头最后看不下去的。自省，并且希望能和真正的教徒交流，去除偏见。
再说阿拉伯人。在犹太民族初迁至巴勒斯坦时，他们也曾尝试和平共处，甚至是小心翼翼地共处，伯伯每次带阿摩司去拜访阿拉伯人都要嘱咐无数规矩。但是正如阿摩司在那一次拜访的嬉闹中误伤了一个阿拉伯小孩一样，两个民族不可避免地开始互相伤害，互相仇恨。后来阿摩司不断地想起这对阿拉伯姐弟，想向他们道歉，想他们现在流浪到哪里了，又再三说“不全是我的错”。在群众的简化传播下，这种纠结辗转被概括为仇恨，你死我活，“是巴勒斯坦人不让我们活下去”。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却又是当下不可避免的单位，每当看到天才作家把笔写秃也算不出最优解，自己亦有感同身受的无力。
奥兹针对其中每一个事件点的叙写也相当有力，是那种沉默的海浪击打人时的触感，没有经历过不可能写出，比如他写耶路撒冷人走路“倒像是参加葬礼”。他写父亲早年去欧洲旅行，墙上写“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过几年再去，墙上写“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两行字，让人想蹲下来咬着牙哭。还有写决议之夜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父亲“仿佛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大喊”，现在想起还是一身鸡皮疙瘩。
顺便提一下电影对决议之夜的表现：黑色的人群，视角随着小阿摩司被抱起放下，俯视整个人群苍白忐忑的脸，漫长的唱票，祈祷的眼神和动作，宣布票数，父亲大喊，然后整个人群开始沸腾——这是拿了28%诺贝尔奖的犹太民族，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疯狂地跳、唱、流泪、亲吻，背景音是一声一声辗转的大提琴，众人的歌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忽然画面切入那个阿拉伯女孩发光的脸，小阿摩司隔空与她对视——她会怎样？两个民族会怎样？
3.家庭：奥兹说自己实际写的是家庭，但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有漫长家本位历史的国家，奥兹对家庭的叙写在我看来只能说是丰富、真实，而算不上出色。难得的是他全程在用孩子的视角看整个家庭。我们常认为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我自己回忆童年，记得的几个片段都有令我惊异的理解视角，有过极恨，有过极英雄，倘不是记性不好，那种视角写出来的故事会比我现在的奇特许多，文学谓之陌生化。
孩子其实看得见家里所有的矛盾，而老人的回忆则知道怎么克制地面对这些矛盾。正因如此，他的叙写再三中止在母亲的自杀，母亲死前死后都有十分细腻的描写，只有这一块，好像作者每次提笔都会把钢笔挫断，写不下去，直到结尾一章才用异常的狂热叫喊着“我恨她”、“我是一个弃婴”、“无论如何我会阻止她喝下那些该死的药”……不管过了多久，他无法面对母亲的背叛。犹太教里自杀者下地狱，也是因为他们对亲人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而范妮亚宁受此罚。小说里说范妮亚是“无法忍受平庸”；电影里则再三出现一个强壮的建设者形象，认为范妮亚其实向往着这样的丈夫；在我看来，是，也不全是，范妮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故事，没头没尾也不讲正义与邪恶的故事，我想正如这些故事一样，范妮亚怀抱着欧洲文化与对建造者的向往而来，她想要的生活是蓬勃自由充满惊喜的，她甚至可能想写作，想要自己的屋子，但国、家都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她每一日都在忍着死亡，终于忍不下去。
在母亲病重这一段，奥兹的描写太真实了，他们怀着愧疚心去关心范妮亚，尝试分担她的痛苦，但其实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甚至衍生出仇恨与背叛，直接体现在他们的住宿：父母同床，阿摩司自己睡；接下来母亲因抑郁睡在椅子上；然后母亲和阿摩司同睡；母亲担心挤到阿摩司，要求睡在床下；阿摩司关心母亲，二者互换；阿摩司无法忍受母亲的咳嗽，和父亲睡；母亲睡在阿摩司房中的椅子上；母亲自杀，阿摩司再也不肯回到那个房间。这一切，他们无法对对方解释一个字，他们可以讨论哲学文学语言政治，却无法解释心里的荆棘。
问题在于，可能是我对大背景过分关注，我觉得当作者笔力转移到自己父母身上时，就完全忘记了战火纷飞的以色列，他无法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使家庭这一内容显得格局很小。
4.写作：因为是自传体，我们也可以把整本书看成一个作家的成长。阿摩司从小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受到严格过滤的教育，拜访无数作家，但他对文学的启蒙来自咖啡馆里百无聊赖地想象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干过）。在他成长的迷茫期，他疯狂地看书，最后从中获得勇气背叛家庭选择做一个建设者。在做建设者初期，他拒绝读书，努力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最终他不得不听从本心回归阅读。他迷茫于自己平凡琐碎的生活无法成文，却被《小城畸人》启发（我也看过），最终开始写作，尝试重现自己的一生。阿摩司如此一生都被他自视为平凡，果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所处的即是黄金时代吗？还是说这些人都忙着享受生活而没空写作？
整理以上这些不止是为了传达一下当我发现共同点时的欢喜，主要是想讨论一个问题：文学是可耻的还是救人的？这个问题不是毋庸置疑的，在犹太民族本身有一个建设者与流亡者之争。作为一个读者我又有另一种感觉，仿佛世界上可能的尝试与思考都已经有人做过，而世界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再变得更好。囿于这种想法是可耻的，但是目前为止，我只想通过看得更多来摆脱这个想法，而无法起身去做一个沉默的建设者。
5.电影：我是先看电影再看的书，娜塔莉美极：）镜头的诗性叙述也做得非常好，除了以上我提到的以外，还有对阿拉伯小男孩受伤、对母亲之死的处理，丝毫不亚于原著的深刻优美。但读过原著后我只能给三星，删节太多，对几个重要人物的故事、范妮亚死后阿摩司的徘徊与成长都直接跳过不叙，使整个故事的广度在后半截骤然减小，成了一个女人的自怜史，深却窄，令人失望。
缺点：
最受诟病的是他的叙述方式，没有完整的时间线，也很难从中判断谁是主角（包括第一人称的“我”，因为在故事中始终保持孩童的参与与老人的旁观，也很难被视为主角）。我觉得“拼图式”这个名字最接近其本质。每一篇章自成一段散文式的叙写，类似回忆本身的零碎，对于抱着读小说观念翻开的人是一种障碍，对他自己却是一种辅助——唯有如此才能自由纵笔跨越近两个世纪犹太民族的战乱流离、犹太家庭的深爱与背叛。
说到这里想起同样历史跨度长、民族思考深重的《铁皮鼓》，不同的是它采取了线性叙事和较为荒诞的角色设立，对德国民族的战争多少抱有冷漠的讽刺。《铁皮鼓》给我的观感比《爱与黑暗的故事》要差得多，因为有意夸张在主角眼中重要的小事、小物，线性时间反而被抻得难以捕捉，人物形象也显得不太完整。
书摘：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章節:1)
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章節:1)
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而出，掬同情之泪，声调平板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章節:1)
母亲的故事颇为奇怪，和那时别人家里讲的故事都不一样，与我给自己的孩子们讲的故事也不一样，而是有些扑朔迷离，仿佛它们并非始于开端，也并非结束于终了，而是从灌木林底下冒了出来，暴露一段时间，引起疏离和剧烈的恐惧，在我眼前活动几个瞬间，像墙上扭曲的影子，令我愕然，有时令我脊骨战栗，在我尚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森林。(章節:20)
我没有说爱，我不是相信泛爱的那种人。人人爱人人，这或许该留给耶稣。爱毕竟是另一回事。与慷慨和怜悯截然不同。恰恰相反。爱是对立事物的奇妙混合，是极端自私与完全奉献的混合。一个悖论！此外，爱，大家一直在谈论爱，爱，但是爱并非你所选择的东西，你抓住了爱，像患上疾病，你陷入爱，像陷于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呢?人类时时刻刻所选择的是什么?慷慨，还是邪恶？(章節:20)
或许在错误中生活比在黑暗中生活要容易得多。(章節:21)
苏联领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试图一举按照伟大思想家们的书来整顿整个生活。他们可能非常熟悉一座座图书馆，但是他们对生活一无所知，既不了解恶意，也不了解嫉妒、羡慕、邪恶，幸灾乐祸地看待他人的不幸！从来就不可能。不可能按照一本书来整顿人生。(章節:21)
整个世界，如果你从远方观察，将不会有人知道它持续多久。他们说有朝一日太阳将会隐去，一切将陷于黑暗之中。那么为什么整个历史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残杀?谁统治克什米尔，或是希伯伦的先人墓，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似乎没吃生命树或是智慧树上的果子，吃的是邪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吃它时带着乐趣。于是天堂就结束了，地狱开始了。(章節:24)
你甚至可以说，我喜欢遭受孤独囚禁的惩罚。“不需与其他人交往者，”父亲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定为上帝，或为动物。
我喜欢在接连不断的五个小时里既做上帝，又做动物。我不在乎。(章節:34)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神思。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并不能真正组成同道会，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的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章節:42)
父亲和母亲相拥着站在那里，像两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孩子，无论以前还是之后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样，我在他们共同的怀抱里停留片刻，接着又回到了父亲的肩头，我那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父亲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叫喊，不是叫喊语词、文字游戏或犹太复国主义口号，甚至也不是欢乐的叫喊，而是没有任何藻饰的长声叫喊，好像那时还没有发明文字。(章節:44)
我再也不会高高兴兴地融入欣喜若狂的人群，或是巨型超人身体内一个盲目的分子，相反，我对人群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平静就是泥潭”一句话现在在我眼里则意味着一种流传甚广的危险疾病。在“血与火”这一短语中，我能够品尝到血腥，闻到烧焦的人肉味(章節:51)
“凶手？可你又能期待他怎么样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并擅自进入他们的领土，逐渐接管了其中一部分，而我们却向他们保证，我们来到这里以向他们慷慨施与各种精华——为他们治疗癣病和沙眼，将他们从落后、愚昧和封建压迫下解救出来——我们巧取豪夺攫得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土地。呢个，你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应该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走出家门，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他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们狠狠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怎么，你希望他们和我们同庆，祝我们好运吗？”
我大吃一惊。即使我已经与“自由”派和克劳斯纳家族的辞令拉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依然是犹太复国主义培育出来的温顺成果。在那年月，这种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我目瞪口呆，我含着挖苦的口吻问：
“如果真是那样，你在这里拿枪又为哪桩？你干嘛不移民出去？不然就拿着你的枪到他们那边去打仗？”
我在黑暗中可以听见他悲戚的笑：
“他们那边？但是他们那边并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哪儿也不要我们，任何人也不要我们。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似乎在哪个国家都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拿着一杆枪，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把我从这里赶走。但是你不会看到我用‘凶手’一词去形容失去村庄的阿拉伯人。至少，不太容易。对于纳粹，我会说。对于斯大林，也会说。对于所有偷窃他人领土的人，也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