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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年跳槽20次 [快讯]
2018年6月9日讯，换了11家公司，申请仲裁11次，提起诉讼8次，诉讼请求都是索要加班工资——一年间，聂某没少打官司。宋溪制图47岁的聂某在福建工作，先后在11家公司担任驾驶员，在每家公司工作的时间短则3天，长的有33天。每次辞职...
2018年6月9日讯，换了11家公司，申请仲裁11次，提起诉讼8次，诉讼请求都是索要加班工资——一年间，聂某没少打官司。
宋溪 制图
47岁的聂某在福建工作，先后在11家公司担任驾驶员，在每家公司工作的时间短则3天，长的有33天。每次辞职后，他就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原“东家”支付加班工资。晋江法院近日认定，聂某的行为是滥用诉权、恶意诉讼，属于“职业劳务碰瓷”，驳回其诉讼请求。
故意不签劳动合同，通过劳动仲裁索要二倍工资。
找借口玩失踪，辞职后索取生活费。
主动不要社保，事后举报索要补偿。
……
以上情况，都是让企业大吐苦水的“职场碰瓷”行为。《工人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某些求职者专钻企业的劳动管理漏洞，或隐瞒真相或布下陷阱，人为制造违法用工现象，为牟取不当得利而恶意索赔，劳动者诚信问题引发热议。
“跳槽叔”两年告15个“东家”
在江苏扬州，窦某因为“传奇”的经历获得了一个称号——“碰瓷式职业维权人”，而他的“粉丝”则称呼他“跳槽叔”。从2008年到2010年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换了近20个工作，干的时间最长的几个月，短的只有20多天。其中，窦某将15个“东家”告上了法庭，“罪名”都是违反劳动法用工规定，其中13次胜诉，光经济赔偿部分就拿到了6万元。
几乎每两个月，扬州市维扬区法院就会收到窦某新的“状子”。起诉的对象都是窦某之前的“东家”，诉讼理由是公司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拖欠加班费等。“老东家”们则在庭上喊冤，说他们起初都主动提出和窦某签订劳动合同，但窦某不愿意，公司为了减少开支也就没有“硬签”，哪知留下了后患。不过，公司几乎都拿不出证据证明问题出在窦某身上。
由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处于天然弱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劳动者在履约中缺乏诚信，给用人单位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甚至有的劳动者在短短数年中涉及劳动争议纠纷几十起，成为名副其实的“职场碰瓷人”，让用人单位唯恐避之不及。
根据上海二中院今年3月发布的《劳动争议白皮书》显示，劳动者在履约过程中缺乏诚信主要表现为几种常见形式：
向用人单位提供虚假个人信息，骗取入职机会。这些个人信息主要有学历学位证书、体检报告、从业资格证书、工作履历等。
利用从用人单位获取的商业信息牟取个人利益。
为获取双倍工资借故拖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让他人代签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隐瞒信息，为配偶、子女在用人单位安排职位，甚至“吃空饷”。
用人单位苦不堪言
劳动者诚信缺失令用人单位苦不堪言。近几年最典型的案件就是阿里巴巴公司与其员工的病假纠纷案。
2013年4月，阿里巴巴公司的员工丁某以严重颈椎病为由申请病休两周，当日公司同意。下午丁某即启程飞往巴西度假。后公司得知此情况，在丁某回国后与其多次沟通，但丁某拒绝就其病休期间的去向做出说明。公司随后以丁某病休期间出国旅游、提供虚假信息欺骗公司、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丁某提出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丁某的诉求，阿里巴巴公司不服提出诉讼，一审判决撤销阿里巴巴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审维持原判。
直到2017年11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再审判决，法院认为丁某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和企业规章制度，对用人单位的工作秩序和经营管理造成恶劣影响”，故公司以其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用人单位在“职场碰瓷”等关于劳动者诚信的纠纷中，面临不少苦衷。
上海众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人事经理谭静告诉记者，有女职工刚入职就说自己怀孕，频繁请假。期间公司想去探望，给她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不接，上家里去也不开门，但别人在她朋友圈却看到她发了在国外玩的照片，休完产假回来就辞职……“可一旦打官司，企业经常败诉，理由都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谭静认为，员工病假中的不诚实行为已经成为劳动者诚信缺失的“重灾区”。
“病假中的造假行为五花八门，其中很多不容易分辨真伪。”谭静表示，从形式上看，通常员工有非常完整的就诊和检查记录，诊断证明也是真实的，虽然从疾病的种类、病假期限的合理性等方面存在很多疑点，但用人单位或者仲裁委、法院都无法认定劳动者提供了虚假诊断证明。谭静认为，一些员工滥用医疗期保护方面的法律知识，加上用人单位管理制度缺失或执行时比较宽松，诸多原因造成了不诚信现象。
遏制碰瓷规范用工是关键
据不完全统计，在劳动法出台的20年间，全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最初的3万多件发展到30多万件。其中，中小企业是劳动纠纷的频发地，也成为“职场碰瓷”最大的受害群体。
北京市海淀法院劳动争议庭庭长李盛荣认为，造成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因为司法惩戒功能薄弱，违法成本低，法院在发现企业或劳动者有恶意诉讼行为时，惩处手段非常有限。其次，部分劳动者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近年来陆续颁行的劳动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司法保护力度，同时劳动仲裁及诉讼案件受理费用也大幅减免，让劳动者提起诉讼变得更加容易。另外，一些所谓“离职策划人”“黑代理”也在劳动争议诉讼中推波助澜。
记者了解到，海淀法院正在与辖区内有关机关合作建立劳动争议“黑名单”，对多次违法的企业和个人，将列入“黑名单”，提醒个人和企业在招聘和求职中参考。北京市大兴法院也已经采取提前告知制度，明确告知诉讼参与人如果实施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不诚信行为，法院将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此外，劳动失信“黑名单”还有望与其他社会信用系统(如银行、工商、税务、房管等)实现对接，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诚信考察体系，使诉讼参与人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影响到其贷款、买房、消费等正常经营或日常生活，增加其失信成本，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发生。
北京京悦律师事务所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法事务部主任王向前认为，一些劳动者不诚信，其实是对企业不诚信行为的一种反弹。“如果企业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受到损害。如果企业有违法行为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些劳动者便会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向前说，“因此，企业规范用工是关键。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完善规章制度，当然劳动者也要加强职业素质教育。”
90后升职加快原因之一是跳槽多
入职第13个月时，换了工作，薪水上调40%。这是1990年出生的张珵的经历。他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开始了职业生涯。
他能感觉到周围同龄人的晋升速度变快，“同一职级里的人越来越年轻。”
上个月，全球职场社交网站领英基于大数据发布了《中国千禧一代商业决策者洞察》。在这份报告里，“决策层”的定义为：“职位”写为总监以上，在某个职能或某一部门有一定的话语权。领英透露，在中国3900万用户中，职位为总监及以上的用户，54%为千禧一代（即80后、90后）。而在全球5.46亿用户中，这一数字为28%。
这份报告还显示，从职场新人到总监级别的升职过程上，60后、70后平均需要10年，80后需要6年，而90后则需要4年，实现了更快的职场晋升通道。与此同时，千禧一代决策者的平均跳槽周期约2.5年，也在加快。
晋升快的一个原因是跳槽多
“我认为晋升快的一个原因是跳槽多。”凡普金科人力资源副总裁徐益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眼中，职场里的年轻人跳槽频率变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谋求更高的职位，另一方面是当认为供职的企业池塘太小时，会向往更大的空间。
由于熟人引荐，张珵的第一次跳槽属于“意外”。在他看来，一份工作不能做得太短，不然“简历会不好看”。入职初，他规划两到三年换一个平台。“但如果在原公司工作得特别开心也可以长期做下去。”
“非常优秀的人会非常容易拿到更高的职级。有人说我们70后从来不跳槽，我也正好符合这个规律，今年是我工作的第23年，我是工作到19年的时候才跳槽的。”徐益峰说。
徐益峰认为，年轻高管的出现是自然规律。“再过七八年或许会变成00后站在历史舞台做企业高管的年代，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徐益峰说，“是技术把这一进程加速的。”
“可能是现在的创业公司增加，Ｔitle（职位）印得比较高。”供职于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王烁表示，创业公司的增加提高了90后晋升的平均速度。“创业者增加了，当然创业公司也越来越多，而且创业的主力应该是80后、90后，他们雇的中层应该也差不多年纪。”王烁说。
和一些中小型企业相比，王烁认为自己所在的公司有着非常严格的考核和晋升标准。他介绍，公司虽然看重工作年限，但更看重工作能力，职位每上调一级都需要答辩。“比毕业论文答辩都紧张，评委们的问题很刁钻，类似‘攻’与‘防’的过程。”王烁说，“经常有人哭着出来，那只能被淘汰或者明年再来一遍了。”
王烁的第一份工作是网络编辑，两年后他带着已有的积蓄辞职创业。创业项目在一年半后以失败告终，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产品运营，3个月后他再次离职。第4次的职业选择令他更换了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也收获了现在相对满意的工作条件和状态。
90后没有“大公司”情结
“90后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光鲜，他们的压力需要被体会到。”品玩创始人兼CEO骆轶航解释，80后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并努力打拼的人，买得起房子；70后比80后更轻松就拥有了房子。“90后是好好努力还得加上吃奶的劲和各种各样的方式，也不一定能买上房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在骆轶航看来，90后是无需刻意贴标签的复杂群体，他们能不按原有套路，作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改变。但他也直言，90后的情绪和结果管理有时候脱离控制。“有时我觉得我心灵最脆弱的地方都可以开坦克车了，但他们心灵最尖锐的地方却停不了一只蝴蝶，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怎么触到他的那个点，整个人就会垮掉。”
领英中国技术副总裁王迪认为，90后面临的生存压力加剧，这可能促使他们不得不找一些不走寻常职业发展的道路，会有更多的创业和“折腾”。在他看来，随着社会节奏加快，每一代人承受的压力在增加。千禧一代决策者很多供职于中小企业，是在经济活力最近几年释放之后的新领域。
1991年出生的刘智晗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他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非常满意：起点高，平台好，能学到本领。3年后，他辞职加入大学同学的创业公司，开启他认为“一定非常有前途”的事业。
创业不易，刘智晗在第一个月就体会到了。“我们给自己开的薪水很低，交完房租没剩多少，靠吃前两年积蓄吧。”但他认为，创业的苦只是一时的，自己的项目非常有前景，只是需要时间。
“辞职前反复思考过，但是如果想10年内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除了创业还有什么别的工作可以实现吗？”在北京二环边的一栋写字楼前，他指着旁边的居民楼问，“你知道这房价有多少吗？得10万一平方米了吧。”
90后在C“X”O中占比最高
据《中国千禧一代商业决策者洞察》中的数据显示，在CEO、CFO等各种C“ X”O中，占比最高的是90后。相较于多聚集在制造、高科技和快消行业的60后、70后商业决策者，千禧一代决策者多聚集在金融、非营利性和医药行业，具体岗位包括行政、艺术和设计、市场营销、创业、社区和社区服务类。在商业决策者的公司规模分布上，相较于前人的“大公司情结”，90后商业决策者更加趋向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
数据还显示，在千禧一代决策者中，女性影响力的上升很快。在60后、70后的商业决策者里面31%的人是女性，而千禧一代商业决策者里面这个数字上升到39%。而在拥抱技术革新的方面，千禧一代与上代人“口味一致”：无论是60后、70后、80后、90后的商业决策者，在拥抱新生事物的热忱上，几乎相同。
在徐益峰看来，职场中优秀人才的特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他总结出他们身上的3点特质，首先是自己非常要强，其次不认死理有弹性，聪明且能干，然后心态开放，不会非常孤傲。
“第一，毫无疑问，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现有的技术再好，可能也迭代不过阿尔法狗（机器人），所以必须要持续不断迭代自己；第二，拥有一些软技能也很重要。即使做互联网创业，也需要团队，所以沟通、交流、合作，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通用技能。”王迪说，无论是在小企业还是在大公司，都是如此。
不过，另一些人认为，自身感受与大数据透露的消息并未同步。“我没感受到。”在职场打拼4年的陈妮反问，“升职速度加快，谁说的？”
去年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林涵也表示，按自己的职业性质，晋升表现在职称上，这依赖于“发论文，做项目，熬年头”。“单位里的前辈介绍，从入职到评上中级职称，大概需要10年吧。”林涵说。她觉得这种评价体系非常稳定，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
5年前，陈琪本科毕业，进入一家企业做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说要打破职级考核，但是还没落实，所以晋升暂停一年多了。”她连续用3个“没有”，强调自己并没感受到90后晋升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很多应届生倒是一言不合就闪辞。
招聘高峰期，企业求贤若渴，可很多人力资源专员却在吐槽——通知8个人，能来3个，95后毕业生真是让人觉得有点不靠谱。与前几年的求职难不同，如今企业招人难、留人难已经成为常态，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最犯愁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招到足够数量的人才。在几个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聚集的微信群中，隔三差五就有人吐槽——今天又被“放鸽子”了。
小巩是一家出版社的人事部职员，他告诉记者，单位要招聘3名编辑，网络招聘、现场招聘、微信招聘等各种招数都用上了，总共也才20多人报名，经过简历初筛，发现符合条件的还不到一半，所以就通知了那几个人全部到公司面试。“一共8个人，我挨个打电话通知的，有的还算礼貌，有的就很不客气地说：‘我记不住，你能给我发个短信吗？把面试的时间、地点发给我。’”对于这样的要求，小巩可不敢怠慢，放下电话赶紧编辑好短信发过去，细心地把怎么坐车都详细标注好。面试的前一天，小巩还是不放心，因为做这一行常常有被爽约的经历，所以小巩又给这8个应聘者发了一遍短信提醒。到了第二天，小巩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求职者前来，“心里可担心了，面试官是我们大领导，要是有不来的，我没法跟领导交代。”结果，怕什么来什么，最终8个人里只来了3个，另外5个人全都没有来，而且只有一个人在距离面试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给他发了条短信说不来了，其余的4人连声招呼都没打。“毕业生天天嚷嚷就业难、求职难，可是我们搞招聘，怎么还这么难招人呢？”小巩很是费解。
招人费劲，招到了也不意味着就高枕无忧了，接下来还要绞尽脑汁地不让应聘者“闪辞”，因为实习期没满就想走、一言不合就辞职的现象实在是太常见了。
经常逛招聘会的人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企业都是各大招聘会的“常客”，每次招聘会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而且都是一样的招聘简章，一样的招聘职位，这甚至会让人觉得他们有骗子之嫌。“是真的太难招人，招来干了没几天就走了，只好不停地招人。”一家生物医药科技公司的招聘专员告诉记者，很多应届毕业生都以还没有毕业为由，不愿跟公司签订三方协议，而是先以实习或试用的名义来工作，但他们并不是把这里当做最后的落脚处，这期间还会“骑驴找马”，一边工作一边寻找薪酬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的工作，一旦发现公司哪里不如意，比如离家远了点、工作累了点，甚至是附近吃饭的地方少等，都会干脆辞职走人。
58同城招聘针对职场“闪辞”现象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34.2%的应届毕业生在入职两个月后辞职，一线城市应届毕业生“闪辞”占比超五成。其中，餐饮、文娱、医药、销售等入职门槛低、工作量大的行业是“闪辞”重灾区，而“期望”与“所得”不匹配成为“闪辞”的主要原因。
来源：北晚新视觉综合（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