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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黑心肝，毒品果壳汤汁添。提高鲜味把钱赚，害苦百姓上了当。不知不觉毒瘾上，回头再食他的饭。坏了良心坏事干，食客痛苦怨声喊。6.26国际禁毒日：整治商贩黑市场，打击不法贪老板。下面小编带給大家的是关于小学生禁毒手抄报版面设计图：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纸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同志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厉恩虞同志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我是清毒运动队伍的纠察队员之一;到1945年后半年，苏皖区党委派李涤非同志来南京，找到厉恩虞、王嘉谟同志，组织了“南京市各界抗战内援会”，工作重点随之转移为策反伪军和内应工作上，我又成为“内援会”的成员之一。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生命有限，岁月无情，亲历者濒老，知情者日稀。我与昌必学弟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地记录下来，以便世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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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禁毒手抄报内容1：毒雾弥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沦陷已近6年，日本侵华军总部和汪伪政府“首都”都设在这里。日寇手段最毒辣，处心最阴险的莫过于施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对于日本这一动摇我国国本的政策，历届汉奸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鸦片、公卖毒品，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几年间，沦陷区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蔓延。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真可以说: “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中国国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早在战前就已实施，七七事变后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推行。尽管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怂恿其占领的内蒙边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又特设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这是账面数字，实际大得多)，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小学生禁毒手抄报内:2：火山”爆发的前夜
不愿作亡国奴的南京广大青年学生，对日伪一手制造的甚于洪水猛兽之烟祸，尤感切肤之痛，他们压在心头上的悲愤之情，好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触即发。厉恩虞、王嘉谟同学就是这样一大批进步学生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 1945年秋王嘉谟在江宁县委由鲁平介绍入党;然后厉恩虞由王嘉谟介绍入党)，但他们品学兼优，博览进步书籍，对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心向往之。他们广泛联系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宣传抗日救国，公开宣讲毒品的危害和清毒的意义。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当时南京地下党组织较之抗战初期已有较大发展，并时刻关注着学校青年学生的动态。地下党派党员潘田于1941年11月组织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积极对青年学生开展工作。厉恩虞、王嘉谟等进步同学参加“青救社”并成为主要成员后，“青救社”迅速发展壮大。由于“青救社”和厉恩虞、王嘉谟等骨干分子在学生中影响大，威望高，当他们吹响清毒的号角时，立即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迅速形成一股斗争的洪流。党组织从中具体指导，教育学生骨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厉恩虞同志利用汪伪《民国日报》的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敌伪内部矛盾的情况，从中发现了日本、汪伪之间在毒品利润分配上的“狗咬狗”。原来，日本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都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染指，汪伪政府虽很不满，奴才又惹不起主子，从而又引发了烟馆税收上汪伪内部的争夺。
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汪精卫妻)、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蒋记国民党CC派的骨干)。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 “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想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在汪逆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林柏生这一阴谋早被厉恩虞同志侦悉，并曾向党组织汇报，提出可否借此机会开展一个清毒运动。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南京在日军严格控制下，老百姓说一句抗日的话，便有被捕、被杀的危险，搞硬碰硬的群众游行示威，肯定要吃亏，主张不能盲动。提出了自始至终要利用林柏生，而又不能为林所利用的原则，只有在林柏生(时任汪伪宣传部长)公开提出保证后，才可行动，而且在行动中还必须讲究策略，喊口号时主要喊 “打倒烟、赌、舞”，集中重点打击日伪毒化政策，不涉及其他问题，使敌人的反击无从下手。
不久，林柏生果然按捺不住，派他的爪牙李绍忠，找中央大学厉恩虞、王嘉谟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开始行动，并表示保护游行人员安全。厉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潘田同志作了汇报，认为开展清毒运动的时机成熟，最后又得到上级党的批准。正如鲁平同志为厉恩虞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无尽的追思，真挚的怀念》中所说:“厉将这一情况向领导‘青救社’的潘田同志汇报后，并共同研究出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方案，经过地下党南京工委(属苏皖区党委)书记舒诚同志批准，同意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清毒运动，激励群众，团结广大学生，发展进步势力……”
小学生禁毒手抄报内容3：惊天地的吼声
1943年冬，沉闷无声的南京城怒吼了，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怒吼了。12月17日，青年学生揭开了清毒运动的序幕。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向广大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性、严重性，指出这样下去，比当年林则徐所说的“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更为严重，那就是国家危殆，种族灭绝。围观群众热烈鼓掌支持。但是砸烟馆时，王嘉谟在与宪警说理斗争中，头上竟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青救社”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翌日举行全市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集合地点、游行路线、口号内容决定后，又组成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总指挥厉恩虞要求我们纠察队员随队伍行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查看有没有混入可疑之人;万一遇到敌人破坏，要忠于职守，维持秩序，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在混乱中引起伤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彻底清除烟、赌、舞”、“为民除害”、“为社会除恶”、“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同胞们觉醒起来，向毒品进行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变相卖淫场所，不同于今日舞厅)，驱散了醉生梦死的国民渣滓，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大家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时，大批日宪、伪警持枪站在队伍的后面和周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毫不畏惧，怒目相对，满腔悲愤地高唱《毕业歌》、《满江红》。“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强中干的敌人，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青年学生面前，终于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